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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始位置上，国家应该尊重家庭是否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或者帮扶的选择权，但是父母的这种选择权并不是绝对的。因此有必要通过考核评价的刚性约束，将政府是否认真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作为公务员升迁和政府治理绩效的依据。

换言之，如果家长学校侵犯父母权利的，父母可以将举办家长学校的学校或者其他单位法人作为被告。第二步，建议整合相关机构职责，成立一个新的家庭教育主管机关，并规定其程序。因为按照家庭教育（广义）的定义，其是人类的一种教育实践活动，主要表现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影响活动，也包括家庭中各成员间发生的各种互动。借助其作用，可以有效利用体制内的组织资源。（三）完善主管家庭教育的政府组织和程序 家庭教育涉及教育部门、民政部门、卫生健康部门、文化和旅游、广播电视等多个部门，以及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残疾人联合会、科学技术协会、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多个相关组织。

如果把家庭教育搞好了，可以减少问题儿童，减少社会矛盾，从根源上减少政府社会治理的成本。那么家庭权中是否包含家庭教育权呢？如果家庭权包含家庭教育权，那么其主体应该是同一的，即家庭权和家庭教育权的主体都是家庭。[16]除此之外，市面上出版的有关家庭教育的书籍更有不少误导性。

（五）培育和监管家庭教育服务市场 政府提供的家庭教育服务属于基本公共家庭教育服务，只能起到保基本的作用，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追求更高的教育质量需要通过市场来解决。这就要求在明晰家庭教育主管机关的基础上，明确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范围、方式方法、效果、监督和评价以及指导不当产生的侵权责任赔偿等事项。2019年8月公布的《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使用的是政府主导。如果由国家来承担这一任务，会带来三个问题：第一，国家不可能靠自身来完成家庭教育，主要是通过各类学校来实施，而学校教育又是专门化的知识教育，这与带有个人化色彩的家庭教育完全不同。

责任形态上，运用体系化的思维，可以将其任归结为尊重家庭教育的选择权、防止学校过度干预、完善组织和程序、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培育和监管家庭教育服务市场、改善经济条件、代为行使国家亲权等七个方面。我们认为，凡是有助于提高家庭教育能力的，都应该纳入进来。

中国学术界已有部分学者提出了家庭权[3]的概念，但是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例及域外的经验来看，由于集合化的家庭权可以分离出若干个独立的个人权利，所以还没有把家庭作为人权的主体的。其一，家长学校是法人吗？家长学校如果侵犯了父母权利或者家长的其他财产（或者人身）权利，父母能直接将家长学校起诉到法院吗？事实上，这个问题非常复杂，首先涉及到举办家长学校的幼儿园、中小学、大学是名办还是公办的问题。[4]在这个意义上，宪法第49条第1款将家庭作为国家保护的对象，重点保护的依然是家庭中的个人权利，不过仍然给家庭权留下了部分想象空间。也正是因为如此，政府才应该对家庭教育承担责任。

立法规范 政府责任[1]是家庭教育立法时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对于第二类家庭，政府应该先说服再接受。在目前关于家庭教育规范的中央层面立法中，家庭教育的政府责任散见于《教育法》（2015年）、《未成年人保护法》（2013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0年7月8日）、《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国发〔2011〕24号）、《关于开展全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试点工作的通知》（妇字〔2013〕29号）、《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教基一[2015]10号）、《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妇字〔2016〕39号）、《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2016年9月29日）、《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国发〔2016〕87号）、《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2019年6月23日）》等文件中。查阅一些微信公众号的留言发现，不少家长很茫然：如果父母在家庭教育中不重要了，那还要不要家庭教育？对于这些问题，政府应该加强舆论引导，履行监管主体的责任。

这时，社区或者居委会（村委会）应该发挥作用，辅助政府完成这项基础性的工作。家庭教育能力实际上是家庭教育权的效果表征形式，如果仅仅只是保障家庭教育权，而不看重家庭教育权的效果，仍然达不到通过家庭教育立法最终实现教育平等的初衷。

二、政府承担家庭教育责任的具体形态 在回答了政府要对家庭教育承担责任后，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政府对于家庭教育应该承担何种责任？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家庭教育的政府责任越来越有向家庭教育指导集中的趋势。目前地方立法层面已经逐步注意到了上述各方面问题，但是由于这些地方性法规的内容不够精细，家庭教育的政府责任可能会流于形式。

不论是政府自行提供还是通过购买市场服务来提供，都应该将重点放在提高父母的家庭教育能力上。根据妇字［2004］4号文件，家长学校的性质被定位于成人教育机构，任务主要是向未成年人的家长及其监护人传递正确的家庭教育思想和观念，帮助其掌握家庭教育的科学知识和方法。但是不同于其他基本权利，父母权利主要不是利己的，是利他的。[11]考虑到家长学校没有独立的经费来源，家长学校不可能是法人。可见，按照亲子关系发展的自然规律，也是为了保障儿童社会化的顺利进行，国家不能替代父母去完成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任务。其次，父母的监护权被撤销后，能否恢复？目前这方面的规定不足。

第三，家庭教育是需要成本的，家庭分担了家庭教育的成本，包括人力成本和物质成本。三、家庭教育的政府责任在立法规范上的表达 在学理上分析了政府承担家庭教育的具体形态后，如何将这些理念转换为文本上的立法规范，又是一个大问题。

[6]由于家庭教育权是父母权利的实质内容之一，故而家庭教育权也具有基本权利的功能。（一）尊重家庭是否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或者帮扶的选择 家庭教育立法不是让国家替代父母来完成家庭教育的工作，而首先在于保障父母的家庭教育权，落实父母的家庭教育主体责任，这也是家庭教育权具有防御权功能的核心要义。

[13]如果任由目前的体制继续下去，并在家庭教育的国家立法中确定下来，这对于保障家庭教育权可能是不利的。其中保障家庭教育权是基础，提高家庭教育能力是关键，儿童社会化是结果。

为此，在变革目前的体制非常有难度的前提下，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建议将妇联实体化，赋予其一定的行政管理权限。应该说集中式立法优点较多，但也可能带来一个问题：由于家庭教育涉及的部门较多，在一个章节中规定全部部门的职责，会导致对每一个部门的职责就不可能规定地太详细，结果是立法太粗。从形式上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包括政府自己提供服务，如婚姻登记部门的工作人员对领取结婚证的夫妻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和政府购买服务，如选择合适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从上位法看，《教育法》（2015年）第50条第3款和《未成年人保护法》（2013年）第12条第2款确实都只提到了家庭教育指导。

对于政府的这种责任，可以借助于德国法或者欧盟法上的辅助性原则来了解，即家庭首先要对家庭教育负责。国内学者在一份全方位的综述文献中发现，西方生态系统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家庭系统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皆表明，家庭中父母自身的特征及与孩子的人际互动等等对孩子发展都有重要影响。

既然家庭权中不包含家庭教育权，那么家庭教育权是否存在？因为证明家庭教育权的存在是论证政府对家庭教育承担责任的重要基础。但是这种分类会带来一个巨大的成本问题，即政府在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或者帮扶前，需要对辖区内的家庭进行摸底调查。

远期来看，家庭教育服务业可能成为最有活力和最有前景的服务业之一。注释: [1] 本文的政府责任是从广义来定义的，不是政府违反义务之后的法律后果，而是指政府能够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于家庭教育的需求而采取的各种积极措施，从而达到改善家庭教育环境，促进教育公平的效果。

最近有学者指出，家庭教育这个词汇是比附教育的概念提出来的，可能是不适当的，正确的概念应该是家庭教养。笔者过去借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例从父母权利的视角论证了家庭教育权的基本权利性质。（一）立法前需要思考的几个问题 其一，是对现有的家庭教育政策进行法律化还是推动制度性创新？就立法成本而言，从政策到法律是最为简便易行的。在已经出台的六部家庭教育地方性法规中，通常将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作为组织、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家庭教育工作的负责单位，由教育部门、妇女联合会（妇联）共同推进家庭教育工作。

如果父母明确表示不需要国家提供的家庭教育指导或者帮扶，结合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考虑，对于第一类家庭，政府应该接受。倘若将家庭教育的政府责任仅仅定位于此，则范围可能过窄。

其次，如何确定家庭教育的主管机关和协作单位更是难点，目前这已经成为制约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性问题，需要中央在深化改革中的篮子中定位思考，从而逐步解决这一体制问题。第二，妇联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在联系妇女儿童方面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同时其与家庭教育也存在紧密关系。

通常政府部门之间的行为都是各自为政的，如果教育部门、民政部门、妇联组织等有关机构只是各管一块，又会回到家庭教育体制不顺畅的路径依赖中。为了准确理解这一原则，可以从两个层次来剖析。